乾隆皇帝一生拥有多重角色。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高明的军事家，又是资深的收藏家，涉猎广泛的大学者，同时还是作品最多水平不高的诗人，平庸却自负的书法家，伟大的旅行家，出色的射手和猎人。他的真实形象，与野史传说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如此多的侧面。
　　对母亲，他是一个极为孝顺的儿子。
　　对嫡妻，他是一个深情而专一的丈夫。
　　对女儿，他慈祥可亲，甚至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儿子，他却一直板着面孔。为防止历代争储故事重演，乾隆对皇子们管束极为严厉，限制之严，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对大臣，他早年彬彬有礼，宽大仁慈。乾隆13年后，他却一反常态，颐指气使，任意挫辱，比雍正还要残忍苛刻。乾隆时期是清代诛杀大臣最多的时期。
　　对“顺民”，他“爱民如子”，经常为民间疾苦而动容落泪。他慷慨地普免天下钱粮，豁免穷苦百姓的赋税，在灾荒之时，不遗余力放赈救灾。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却蛮不讲理。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知识分子，他前期宽容大度，为雍正时期的几起文字狱翻案，增开特科、恩科，增加入学名额，一时让人感觉春风拂面。后期他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疯狂的文字狱的制造者。
　　当然，不管乾隆的性格有多复杂，不离两个背景“一个，他是在尊荣至极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天潢贵胄，一生顺遂，在天资和智力上很少遇到对手，因此自视极高，高己卑人是他注定无法避免的缺陷。另一个，虽然身份多重，乾隆的本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他一生为人行事，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政治利益最大化”，围绕着“建立大清王朝万代用固之基”这个大局出发。为了这个大局，他可以柔如丝，也可以坚如钢。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残忍。从这个意义上，他又是一个高明演技派的演员，许多时候，他的性格变化，完全是基于政治需要。

　　很多写史的人都是在制造传奇和幻觉，哄得读者眉飞色舞，而宏杰一直在打破幻觉，我为此佩服他。——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导演 新版《三国演义》总导演 高希希
　　张宏杰写历史，文字里没有学术腔和作家腔。思想也未被流行色所污染。他在从容儒雅的叙述里，拷问出我们躯体里的鬼气。其间未尝没有五四的情调，在穿越历史盲区的那一刻，沉重与快感相间，忧思和期盼杂糅。自由的阅读与自由的书写，使他找到了自己的园地。——鲁迅博物馆馆长 孙郁
　　历史比什么戏剧都前卫，张宏杰写历史也挺前卫，有时候，前卫最容易接近真相。——先锋戏剧《恋爱的犀牛》、《琥珀》导演 孟京辉
　　历史在张宏杰笔下变得雷厉风行，活灵活现，故事讲来排山倒海，高潮迭起，点评精干帅气，针针见血。很多史实让人读来倒吸凉气，触目惊心，和着他的文字，我情不自禁地轮番表演着愤怒、震惊、无奈、可笑、赞许……——网友 余思·余乐

　　在中国历史上康乾盛世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并列，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还是疆域这方面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顶峰，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时代确实是离盛世比较远。第一是它没有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饥荒时有发生，国民总体上的富裕程度并没有增大。第二，它缺乏像汉唐那样广阔的胸襟，这个主要表现在它对外交往这方面。比如说我们在汉唐的时候，汉武帝曾经派张骞进行西域探险。像开元、贞观也有很多胡人在我们的长安做官、生活，这都是胸襟非常广阔的一种体现。而在康乾盛世是不多见的。第三，文字狱奴化了中国人的心灵。所以，很多人认为在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统治的时期不能称之为盛世。
　　作为乾隆皇帝来讲，他对国家特别是对爱新觉罗家族的责任感，他的这种忧患意识比汉族王朝、甚至比清朝的其他皇帝都要强烈很多。所以，他的治国过程就是拿放大镜寻找敌人的过程。他的盛世的建立也就是建立在他用自己强大的智力和能力，层层地把各个阶层的老百姓都牢牢控制起来的一个过程。所以，乾隆一个人的盛世或者是基于爱新觉罗家族这个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它的盛世是建立在强有力的控制，建立在底层老百姓，社会各个阶层创造力和活力被严重压制的基础上。但是中国实际上在全球化运动开始之后，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以一种比较活泼、比较自然、比较开放的胸襟来迎接世界的执政方针。所以乾隆这个盛世在此时出现非常不合时宜。
　　从精神上来讲它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盛世，因为从精神上它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在统治技术上也是把中国历代的统治技术，防范太监，防范外戚，防范权臣这些技术集大成而已，推到最高点，但是他没有任何创新的东西。